佛教之興衰，自其傳布於印度者言之，則以孔雀王朝為極盛。雖教化初及於南北，未足以言深入，然一躍而為印度之國教，導達群方，五印一家，實佛教從來所未有！中印法難後，已不足言此矣。就其思想之發展言之，則初以大乘入世傾向之開展，而演為學派之分流；分流又綜合，大乘佛教乃確立。雖以婆羅門學者之治佛法者多，內蘊神化之機；為現實政教所限，大乘無僧；然大體言之，不失為達磨正常之開發也。笈多朝興，真常、唯心之說盛，已不足言此矣！佛教之盛極而衰，漸失淳源而變質，外來之教難，為其一因。佛教適應反吠陀之潮流而創立者，頗為吠陀文化之雅利安人所不滿，醞釀為熏迦王朝之毀佛。自爾以來，印度教憑其千百年來雄厚之潛力，在在與佛教爭。理論之辯難而外，常利用外族入寇之政治形勢以排佛。其甚者，戒日王信佛，婆羅門出之以行刺。佛坐菩提樹下成佛，於拘尸那入涅槃，設賞迦王竟伐菩提樹而毀拘尸那為空墟。佛教所受之損害，實不堪回首！匈奴族之毀佛，動機為寺院財產之掠奪。以思想之衝突，兼貨利之劫掠者，則回軍之入寇是矣。歷受無限之摧殘，佛弟子之心境，間失其中道之常軌，佛教於是大變矣。

　　敵者之摧殘，不足為佛教害，受吠陀文化之熏染，則佛教致命傷也。傳說魔王面佛時，宣布其反佛教之決心，歷舉種種方法，佛答以不能損正法之一毫。魔末謂：吾將衣汝衣，食汝食，入佛教而行我舊法，佛為之瞿然而驚。受反佛教精神之熏染，外若佛教，而實非法非律。「師子身中蟲，自食師子肉」，雖以師子之雄猛，亦且無如之何！印人薄於史地之觀念，故思辨深入而事多疏失，佛教宏布其間，亦未能免此。初以釋尊根本聖典之賅攝未盡，又博采而補苴之。然以事憑傳說，乏精密之考訂，故於是否佛說，僅能以「法印」辨別之。由是而天、龍、夜叉宮中之佛法，源源而來；非之則頗有符合佛說者在，是之則又多少異。後後承於前前，積小異為大異，馴致以「真常」、「大我」，代「諸行無常」、「諸法無我」；以恆常妙樂，代「涅槃寂靜」；以怖畏之天神，代和藹之佛矣。即今日而欲為之指證真偽，亦幾乎難能！唯可以初出者為本而研究之，窺其基本之思想，而後以之衡一切耳！

　　印人之思想多偏激，偏激非如實徹底之謂，強調、誇大而達於極端是也。見之於行為，淡泊自勵者，流於殘酷之苦行；聲色自娛者，流於縱欲之狂逸。見之於神格，『吠陀』之讚詩，輒以盡善盡美以讚一神，又即以此讚別神，以是雜亂無系，成所謂「交換神教」。極端思想之演化，即隨舉一神而崇事之，即等於一切。自生主、造一切者、祈禱主、原人等，演化為生主、為梵、為我，而其根本仍大同。釋尊出世，反極端而唱中道，宜可以日有起色矣！惜釋尊滅後，佛弟子即受其熏染而失中道：重律者，日務瑣細而拘滯莫通；重法者一切隨宜，薄律制為事相。禪師昧教，浸假而不立文字；經師重說，日失其篤行之精神。其偏激之思想，泛溢於大乘佛教者尤多：無一大乘經而不以為究竟，無一修行法而不貫徹一切。偏激思想之交流，形成無可無不可，無是無非之圓融。於是乎佛天同化，邪正雜濫。餘風及中國，禪者一棒一喝，罄無不盡；念佛者則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六字，是一味阿伽陀藥，無病不治。偏激誇大極，而無不自以為圓融也！請以人身喻之，人之所以為人，以其有五官、四肢、百骸之全也，必各當其分，各司其職，而後為健康，否則即殘廢毀滅耳！若自偏激而圓融之，則言目者，人非目不見，眼大於頭，舉人身之全而唯一眼可也。重手者，人非手不成，不妨手多於毛髮，舉全身而手之可也。舉七尺之身，無一而非眼也，無一而非手也，即眼即手，無手不眼，圓融極而不自知其為偏激誇大也。一切因緣和合生，畢竟無自性，而緣起秩然不可亂，緣異則變，因異則滅，圓融者殆未之思也。以此為聖者境，為吾人所能達，懸為理想以求之猶可也；而擬議聖境之圓融論者，忘其自身為凡愚，不於悲心利他中求之，乃欲於「唯心」「他力」「神秘」「欲樂」中求之。凡於平日之行事，無不好大急功，流於觀望取巧也。彼必曰：「條條大路通長安」，「無一物而非藥」也。孰知面牆而立者，晝夢冥遊者，未足以語此。有居渝都而赴南岸午餐之約者，沿嘉陵江北上，出秦隴，繞道西伯利亞，過歐洲，經紅海，歷印度而至南岸，雖條條是路，其奈此路行不得何！無一物非藥，其如屎尿不可以應萬病何！圓融之病，深入佛教，或者以此為佛教光，而吾則恥之。或者以此為不執者，則又謗佛之甚者！